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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毅有恒,服务社会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645    更新时间:2015-12-3

坚毅有恒,服务社会

            ——我的学习与学术生涯

 

周智佑(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38

 

摘要:听说美国总统每天桌上摆着几页报告,提供有关他需要的动态。我国也有不少内参,报道各方面的动态,出自少数有关部门。我曾给国家领导人撰写与提供此种内参信息报告,并为科技工作者多出成果与人才长期坚持做了一些平凡的服务工作。这里比较详细地回忆了自己的经历与心得体会,包括:发蒙上学、进入渝清、考入矿大、调中信所、幸遇恩师,所长重用、受到表扬、“哏哈”二将、教授上门、非常乐呵、未能署名、黄金时期、一些创新、百科全书、退而不休、撰写专著、出版家史、编辑通讯、著译总目。曾任美国国家技术信息服务局(NTIS)的访问学者,中信所的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大信息管理系兼职教授,实际主持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的情报学部分,目前虽退休,身体尚可,愿与大家共勉,并请批评指正。

关键词:学术生涯;学习过程;自传;回忆

 

1-12岁 发蒙上学:我的简历在一些书中已经刊登,请细检阅互联网。我是湖北武昌人,19331214日出生在重庆,隐约记得1936年全家曾从重庆坐一辆黑色轿车,访问过成都与自贡,好似到过少成公园。并到自贡英记行,这是周家一个五金电料商行,偏重销售盐井需要的五金、电料、钢丝绳及机电产品,记得好像店面右边有台阶。1937年抗战开始,我正在重庆望龙门长江码头边上的禹王庙中的储才小学发蒙。每天要从住家(道门口的一家五金电料总行——华记行楼上)过马路下坡去上学。由于日本开始轰炸,记得家中窗户已经贴上纸条,以免震碎玻璃伤人。楼下的一间澡堂上边插进了厚厚一叠钢板,作为临时的防空洞。后来轰炸逐渐增多,我们大家庭已经从武汉迁居重庆,于1939年初搬家,先坐轮船到宜宾,后转木船沿岷江到川西的犍为县五通桥(那儿也有一家分行)、乐山,暂住了一年,记得是在盐务局的幼儿园上学。那附近牛华溪镇上有一些盐井,高高的塔架令人印象深刻。1938年武汉失守,祖业周恒顺机器厂由三叔英柏带队迁川,阻塞在宜昌,周家只得答应与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合资,才好不容易地搬到重庆上游李家沱坡上的马王坪建厂,改名恒顺机器厂股份有限公司。1940年初全家回迁到该厂南边新建的“莲庄”,(因我家的祠堂庙号为周爱莲堂),在那里住了四年,并在附近的土桥中心小学等上完初小。虽然在农村,仍不免有日本飞机来轰炸,经常要躲警报,进防空洞,经历过轰炸、泥土飞溅的惊险场面,也看见过中日飞机在上空交战。老师教我们唱了不少抗日歌曲,常给我们讲日军烧杀抢掠,同胞受苦受难,心中种下了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烙印。1944年我进城念太华楼小学,1945年春到郊区人和场念半山小学,以便升学。

12-18岁 进入渝清:胜利后的1945年秋我由于成绩较好,有幸跳班考入了重庆著名的清华中学。这是国民政府参军长吕超任董事长,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董事,学校于19389月开学后,经过一个学期,1939年元月其秘书傅任敢首任校长,该校很多地方都是继承清大传统与做法,倡导五育并举,学生成绩优秀,高考升学率很高。下午课后一律锁门,让学生到操场锻炼或下河游泳。学校除了管教严格外,让学生关心时事,参加演话剧、合唱、讲演。建立学生会,自己管理伙食,参加一些建校体力劳动。学校不上公民课,校长同情与支持革命活动。学校实行淘汰升级制度,我六年下来,只有很少数人能够不留级、坚持到最后毕业。1978年北京校友聚会,宣布学校是由地下党元老董必武倡议建立,学校是由当时重庆江北地下党区委书记罗清、清华大学校友等出力出钱建立的,因此学校地下党进步势力影响较大。在校我已为建立革命人生观奠定了初步的基础。那时我已经立志,学习孙中山的“做大事,不做大官”。“要坚韧有恒”,这也是我们周家的祖训,我的曾祖父周庆春认为“天顺不如人顺,有恒则顺”,1866年清同治年间他把200多年前清初从江西乐平县迁入武昌的祖业周天顺炉坊迁入汉阳,改名“周恒顺”机器厂。1895年我的祖父周仲宣1895年才15岁,便开始协助曾祖父创立该厂,于1918年登记“规矩成方圆”的注册商标,炳着“精工明料,注意培训、用户至上”的精神,突破重重危机,使该厂从一个小炉坊,只能制造汤罐、炉鼎的手工业作坊,历经半个世纪,于抗日战前终于成为武汉最大的民营机器厂,成为能够造船、轮机及煤气机的现代动力机器厂。经过父辈五兄弟——荟柏、茂柏、英柏、华柏及兹柏接手经营,共同努力,加上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与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提携,使工厂成为雄踞抗日后方全国钢铁、机器业的七大金刚工厂之一。抗日时期是该厂黄金时期,有工人700多人,技术管理人员数十人,由于我二叔——周茂柏任总经理,兼任民生机器厂厂长。他是同济大学毕业、留德的海归人员,在工厂大力推行系列化、标准化的德国做法,经理、职员多来自上海同济大学,曾在工厂召开同济大学同学会,属于留德派的工厂。曾修理制造民生公司轮船多艘,蒸汽机、煤气机等多台,并鼓风机及纺织机多台,繁荣后方内河航运,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贡献了力量。解放前留渝的工厂与民生公司分开后,由三叔英柏偏重经营。我父亲荟柏、母亲刘承惠与四叔华柏主要是经营上述三地的商行,父亲并参加领导重庆工业协会,曾代表重庆工商界过江迎接解放军解放重庆。工厂迁回武汉后,由八叔兹柏偏重经营,解放后通过公私合营、国营,汉厂、渝厂分别扩大成为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及重庆水轮机厂,可详见2011年海洋出版社出版的本人新著《周恒顺百年商道——一个工业家族的历史足迹》一书。中学这六年当中,我与两个姐姐——美佑、真佑与一个哥哥——善佑周末仍常住在恒顺机器厂南边的“莲庄”住宅中,房屋大多人去楼空,由我们一个老保姆与其儿子代管。

18-26岁 考入矿大1951年秋我与二十几名同学到北京升学,因统考已过,均考入尚在招考的天津的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的华大工学院及沈阳的中国医大。我进入了前者的机械系、矿山机械制造专业。在天津学习了两年,1953年才迁校到北京学院路的现址。文革中矿大迁至四川华荧山,后又迁至徐州,留下部分目前与语言大学同在一个大院,是为北京校区,另有徐州校区。当时因国家初建,很需要矿业资源,经过教育,那时我们均愿意投身矿业资源的勘探、开采,并不害怕艰苦。我由于学习成绩较好,要求进步,已经是共青团支部组织委员,应急提前毕业,留校到机电系当助教并兼任矿山运输机械实验室的副主任。主要是与研究生一道向一个苏联专家学习,他的专业是矿井提升与运输机械,对于矿井卷扬机的强度计算有创新贡献。曾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带式运输机课程设计与叉式装载机的毕业设计。并在实验室研制试验台,用当时少见的仪器(如录波器等)记录机器运动的应力、应变状况。1958年为了取得实践经验,我曾下放到北京门头沟区的大台煤矿,深入到采掘工作面劳动锻炼,半年后转到王平村与城子矿地面机修厂劳动实习,由于当时正盛行水力采煤,曾在机电系主任汤德全教授领导下,参加水力提升机的研制。总之,在大学这八年间,我主要是学习矿山机械设计制造知识,英语、俄语也初通,可以进行笔译。对于煤矿采掘机械化有了一些实际体验。

26-28岁 调中信所1958年北京举行首届国家科技情报会议,会后决定各部委派人加强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1959年初,我与其他几位矿大教师被调至该所,1960年改名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改属国家科委,1991年又改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简称中信所。我在第一研究室从事重型、矿山机械的情报研究工作。最初两年,我初步熟悉了情报(信息)处理的基本流程,特别是分类、处理、研究及服务的操作,先设法联系、熟悉了专业的所内外同行,按期编辑一份期刊论文索引,并参与编辑“国外机械”杂志。进行了一些编译工作,以便将国外的信息传播到国内。记得最初翻译的是苏联Ю.尤特金在“建筑材料”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水电效应在矿业中的应用,不久便发表在《科学新闻》1959(7).我按照业务的需要,每天早上上班第一个钟头,选修外文,曾分别向本所职工吴增华、姜勋昭老师;郑大举、王宗林老师、学习德语与日语,加上原有的英语与俄语,目前均仍然可以进行笔译。另外在《国外机械》杂志上发表了几篇译文与两篇专题综述,分别属于多绳摩檫轮提升机与新型带式运输机的专题。由于下放与工作,比较劳累,不幸得了肝炎,19591964曾经分别住院治疗几个月,才逐渐得到康复。

28岁 幸遇恩师1961年为照顾我身体,我被调到该所文献馆,从事文献咨询工作。这项工作稍轻一些,但离开了机械专业,思想上不免感到有些失落。当时从所长降职馆长的是中科院学部委员,原北大知名化学教授——袁翰青,他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长。刚摘去“右派份子”帽子。我刚进所不久,就曾与室领导拜访过他,请教文献述评的编写问题,他的学者风度给了我很深印象。这时他亲自任命老许与我共同负责咨询组的工作。他曾经亲自给我们讲授如何答复咨询课题,如以镁代银制作暖瓶。他叮嘱我们要学会利用联合目录,往往一些难找的文献就在不远的地方就有收藏。他说一个人的直接知识是有限的,要善于运用间接知识(即我们说的电脑或外脑中的知识)。他说“德国国家图书馆门口一块石碑上刻着:只要你掌握打开人类知识宝库的钥匙,那么这里全部知识都是你的”,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言犹在耳。他并亲自在讲课中引用本人不久前关于美国四大报告与政府出版物关系的论述图解,恩师的鼓励与帮助使我认识到信息存储、检索的重要性,逐渐打消了失落感,并开始钻研这门新的学问,从而进入了毕生主要从事的信息检索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事业中。

28岁 所长重用:我的另一位恩师是聂春荣所长(他是围棋棋圣聂卫平的父亲,延安老革命干部,曾任一机部机床局局长与全国科协的书记处书记等职),他曾在天津的河北工学院学习。有深厚的理工科素养。他对中信所的业务建设,特别是健全基础信息装备有很大贡献。对于新技术的引进非常重视,比如引进当时国际先进的法国布尔检索机与美国大型的静电复印机,建立了中信所领先的现代化信息装备。1961年他到所不久,曾经接受陈云副总理的任务,编写一份日本怎样“开发”台湾的报告,他并未去找研究室,而是直接找到我们咨询组,认为我们接待读者咨询,熟悉用户需求。我们接受任务后,到中科院图书馆检索资料,分工合作,我负责编写工业部分。我们明白领导很忙,一定要使报告撰写得通俗,扼要,适合领导的口味。经过努力,初稿完成,聂所长亲自做了修改。后报告上交。

28-37岁 受到表扬:不久在全科委一次在红塔礼堂有数千人参加的大会上,韩光常务副主任说,你们在大庙中,忍受风寒,居然在短期中写出了这样好的报告,受到副总理陈云、聂荣臻及李先念他们欢迎,认为对我国开发海南岛铁矿、蔗糖及橡胶资源有参考价值。当时中信所还是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所,能得到领导如此青睐,大家都觉得很光彩。从此领导逢有类似编写内参的任务,往往就交给我们来干。下面是几个例子,

中国科学会堂1965年召开一个国际科学大会,日本阪田昌一教授提出物质逐渐细化可分的观点,科学院有人提出层子模型,有类似一分为二的观点,与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不谋而合,引起他的兴趣,顺便向科学界提出目前世界上有多少种化合物的问题。毛选办将此任务交给我所,我室是承办单位。我想起袁老的方法,便去检索世界上权威的《化学文摘》,根据其化合物登记系统,加上注意其字里行间的偏僻文字,最终得出当时比较符合实际的数据资料。后来,发表在<世界图书>1977年某期第23-24页上,名为“世界化学文献中报道的化合物总数“。另一次是在19687月,我曾完成一份手稿,后经所领导上报国防科技的首长,题名是”“ICARUS小行星及改变其运行轨道的可能性“,因为他们正担心当时该小行星运行轨道靠近地球的恼人问题。我的报告约4500字,内容包括:它的发现与命名,运行轨道与参数,其研究与观测方法,研究方法,研究用途,对它进行空间探索,改变其运行轨道的问题。1970年我所《科技参考消息》17期,曾发表一篇我(未署名)写的”人造云雾的几种方法“,也是回答国家首长关心问题的。

29-30岁 “哏哈”二将:在1960-62年人民吃不饱肚子的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在聂所长领导下,曾毅然到沈阳举办文献服务展览会、报告会,我在那里也开始给学员讲授如何开展文献检索工作,并把我们刚编出的《国外特种文献介绍》等书带去展览与分发,我所的教育培训部门随后继续开展这一培训工作,给各地培养了不少开展文献服务的工作骨干,从此文献服务工作在国内科技情报行业逐渐得到较大开展,使得情报业务工作按照聂所长倡导的两项重点——“文献定题服务”、 “文献定向报道” 比翼齐飞,改变了以前偏重后者的状况。也给如今得到长足发展的电脑检索,奠定了初步基础。1963年咨询组扩大成文献服务室,聂所长很重视这个室与情报方法研究室,他经常亲自来视察两室工作。他还很关心我室的代译与译文登记工作,他常鼓励说,你们要好好干,以后工作发展了,可以单独给你们盖一座八层大楼,让你们门庭若市。同年在北京大学毕业生的大会上,聂所长做报告时,谈及自己的用人之道,说人家手下有“哏哈”二将,我的手下也有“山水”二将,一个是学矿山的周智佑,一个是学水利的杨沛霆。说明他是很重视如何很好发挥青年知识份子作用的。

30-32岁 教授上门:这时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教授也曾亲自来所,希望找些优选法与统筹方法的国外文献,并给大家作了有关的学术报告,指导我们在1965年编制了三册统筹方法的文献汇编与一册外文文献摘要,均由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我们也曾亲自把找到的国外有关文献摘要作成一大盒边缘穿孔卡片,主动送到玉泉路的中国科技大学他的校长办公室。即使在文革初期,我们仍然按照袁老倡导的字顺标题方法,把1965年的《译文通报》编出年度主题索引,可按汉语拼音字顺进行检索,这在当时国内出版界还是很领先的工作。可是后来文革中,袁老与聂所长均受到长期的冤曲、揪斗与迫害,身心均受到很大损害。

33-43岁 仍然乐呵1969年文革初期,我们科委的军管会,在河南罗山等地举办五七干校,我从该年春到该校接受劳动锻炼,当时知识份子是地位很低下的臭老九,虽然我们下去,以为是从此改行务农了,实际大伙整天仍是乐呵呵的。除劳动外有时也被派到附近生产队,帮助他们整党、通过三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还曾被派到罗山县的干校幼儿园当老师,辅导小学生唱革命歌曲,并帮助食堂劳动。直到三年后我才回京,到中信所继续从事原来的业务工作。那时该所已经从朝内大街九爷府搬到东四情报大楼,又搬到北三环路的北京化工学院,1987年才搬到公主坟新建成的大楼中。我的工作仍安排在文献服务室,除日常答复咨询外,更要深入重点单位,进行主动服务,比如到天津、河北石家庄、高碑店、上海出差,带去电影片,文献资料,结合重点课题(如彩色显像管、富铁矿勘探、隧道掘进等)进行现场重点服务,也结合他们的需要编出索引、文摘及译文集等,出版以后,把信息送上门,提供现场的人员参考利用。这些工作进行过程中,往往是打破科室的界限,组成工作组,联合对外进行服务。我在这些工作中,多少能结合过去所学的机械专业,发挥所长。

42-44岁 未能署名:1975年文革后期,我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冒风险、编写了《矿井多绳摩檫论提升机文摘与综述》一书,把文革前的初稿进行补充、更新,一些造反派看不过去,发现该书书名有问题,原来稿件上有“国外”二字居前,而实际文字中却有国内情况叙述,于是在室内厉声喊道,这是“卖国主义“。上纲很高,我承认了错误,同意在封面中把这二字删去。由于手续繁杂,耽搁下来,最终该书迟迟才面世。1977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文献服务室的一些同事编写,经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国外科技文献资料的检索》一书,其中本人撰写了机械检索(也给如今的电脑检索信息,奠定了基础)、国外主要科技情报机构介绍及答复咨询(显示了历年的实际咨询课题的答复状况)三部分,篇幅几近该书四分之一。人们可能还不知道这些内容都是本人撰写或参加编写的,因为国家当时尚未改革开放,这时出的一些书,往往避免使用个人的姓名,而用团体的名称。

45-55岁 黄金时期:文革结束,经过中共七届三中全会,1978年拨乱反正,从此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对这以后的情况,可一言以蔽之,就是心情非常舒畅、开朗,进入了本人的黄金时期。我19781986两次被中信所授以“先进生产者“的光荣称号。我已经发表很多文章,说明有关业务工作进展及本人的研究成果。这时我调入了情报理论方法研究室,继续进行信息检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还进行了两项工作,即①文献标准化的组织工作,②中国大百科全书情报学部分的组织编写工作。

这时有机会受到组织的培养教育,进入了英语口语的短期脱产学习班,我们的老师——黄大辟,是我所公认英语水平最高的教授。同学见我也来学习了,便公推我为班长。我很尽职,老师一来,我就喊立正,敬礼!表示大家努力跟他学习的愿望,那时我虽然已经四十五岁,仍然跟大伙哇哇学口语,半年下来,我以优异成绩通过业务与外语考试,有幸被所选派,于1980年首批仅四人派赴美国华盛顿商务部的国家技术信息服务中心(NTIS,以访问学者身份进修信息管理。我们小组先考察它的工作流程,后来我重点深入ADP(自动数据处理)室实习,又到美国纽约与哥伦布市考察许多有关的文献情报机构,实际主要是了解他们使用电脑的工作情况。回国后1981年在《出国考察报告 美国的图书情报工作》一书中,已有详细介绍。在访美前后,我到国内许多城市做过多场报告,国内听众当时对于这些海外科技见闻很爱听,起到一定科普宣传作用。

后来我更加得到组织与的关怀信任,应邀只身派赴菲律宾、英国及奥地利短期考察,扩大了眼界,增强了工作能力。党支部书记赵棣华同志约在1988年给我授意,可考虑入党问题了。我经过考虑,认为留在党外,可以团结更多同志。因此一直留在党外,但没有忘记自己的革命人生目标。

49-68岁 一些创新1982年我在烟台参加第二届全国计算机检索学术交流会议,率先发表了一篇论文“对情报检索效率的若干理论探讨”,用代数的方法初步证明了查全率与查准率呈现互逆关系的经验命题,并指出国外学者在有关学者,在R-P矩阵的边线与隅角上的不足处,引起国内前辈学者——一机部的张晰与建工部的于洪两位高级工程师等的兴趣,这个问题是我十多年的实际体验与理论思索的初步小结。但我是学机械的,数学基础可能不够,到1988年才将此文公开发表在“周智佑论文选”,由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出版。

此稿曾投稿到情报学报编辑部,该刊编辑将其寄交给交通大学数学家王永成老师。他看后来信,认为在数学推导上还可进一步改进,可以使用微积分进行推导,在1983年王永成与本人在《情报科学》,43)中联名发表的另一篇同名文章。实际这篇文章的主导思想仍然是在一年前的那篇会议文献中已经提出来了此篇只是王老师在数学上用微积分做了一些处理、推导,后来有辛乘胜、张立厚的论文分别提出商榷。我现在认为这篇文章在数学上是有差误,但主题思想是有可取的。由于此后参与此项研究的人很多,在此特适当予以说明。我对于此问题的思考一直延迟到90年代初期,我写出一篇关于R-P矩阵对角线的文章,说明我的动态分析两园相互运动的思考,并在1994年上海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一篇综述——“查全率R与查准率P以及相互关系”,小结了在这个检索效率理论问题上的一点创新贡献。另外,我退休后仍继续钻研有关信息服务产业问题,2001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现代信息服务产业与市场》专著一本,论述了在我国如何建立信息服务市场与产业的问题,也有一些创新思考,对于国内建立该产业发挥了一点促进作用,可以参阅本人论文96-5,“世界信息服务产业的发展与趋向”,《复印报刊资料 图书馆学 信息工作 资料工作》,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1997,(3p.83-86,

50-60岁 百科全书1983年秋我开始投入上述第②项工作,经过十年,与大百科出版社的编辑一起,1993年才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 图书馆学 情报学 档案学>,我与林尧泽、陈昭楠及刘植惠协助出版社进行情报学部分的组织编写工作,我在该书情报学部分撰写了多达23个条目,包括起草情报学的领头条目。这篇文章后由刘昭东所长听取大家意见,对我的初稿做了较多修改、补充才最终以武衡元老名义发表。刘始终细致关怀我们的组稿工作,并且认真处理了我在上海组稿时的失当。对此表示感谢。我们组织上百人参加撰写约300个条目,这个工作量并不很大,但比较费心力。并曾面临几乎要下马的危机。我在此重申,我们很尊重武衡元老,而情报学部分许多具体专业编辑工作是我们编辑组担当的,我在“历尽艰辛,面向社会”,《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成立四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956-2001》,2001由该所出版,p95-98已做了细述。请参阅。

60-70岁 退而不休1994年退休后我仍继续文标会与学会的工作,大致到本世纪初才逐渐淡出业务工作。这个阶段还有这样一些业务事宜在继续进行, 我与同事陈昭楠比较友好,常在一起从事业务工作。他组织编写了《各国科技信息工作要览》,我参加编写了美国的有关情况的文章。并负责审阅其他有关稿件。并且一同回忆在学会理论方法分委员会历年召开的一些会议研讨的有关课题。强调研讨信息工作应与学科建设结合起来进行,作为该分委员会的一篇小结性文章,发表在纪念中国科技信息事业建立四十周年的文集中,我曾较长时间(1981-97年)参加文标会的活动,由于我负责主持了三届第三分会的工作,(其中第二届是由武大张琪玉教授牵头,我辅助他),对于文献信息术语的标准化工作,做了一点推进。

老陈在我退休后也进入三分会继续工作。我80年代初期曾经参与接待奥地利的费尔伯教授,后曾与奥地利的加林斯基博士长期有联系,并且曾到维也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术语信息中心(Infoterm)考察,因而对术语学与其标准化的工作有了一些了解,并且接触了不少有关的国外文献。我就有关术语标准化工作,曾与三分会的委员们参照ISO5127的国际标准,报批了十多份国家术语标准草案,但被批准的只有两份国家标准,即其第一、第二两章。另外,与邓蕾一道通过研制实践,合写、发表了一篇建立术语库的有关理论文章,并就术语标准的国际交换格式问题撰写了两篇论文,对国外有关情况进行综述,引述的国外文章大体到1998年。后来我曾应邀参加2002年香港术语学国际研讨会,会上我宣读了一篇国内建立术语数据库的英语论文,因而国际上也知道一些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进展。③参加了两次影响较大的研讨会,如武汉1996年的信息资源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1994年上海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国际研讨会,1992年还邀请我任北大信息管理系的兼职教授,并到北大分校讲授信息学热点问题课程半年。在国家科委与基金会资助下,1990年前就曾开始牵头组织先后进行情报与信息产业的理论研究,在国内有一定影响,以致退休后,仍在勉力继续进行此项研究。

59-75岁 撰写专著:这是指《现代信息服务产业与市场》、《信息技术应用——技术经济与政策市场广角探索》及《周恒顺百年商道一个工业家族的历史发展足迹》这两本专著。

第一本因有历年的积累,因而完成较快,2001年即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因内容有一些创新,有关市场与建立该产业两者密切结合,出版比较及时,对国内建立该产业在理论上有一定指导作用。

第二本写作期间,大致是从1997年开始,我们在深圳与东莞搭界的郊区,雁田的燕鸣湖山庄购买了小间住房,此后每年冬春,为了避寒,常到那儿居住。由于对外联系减少,得以静下心来,加上论题比较结合国内需要,又有历年较长时间的研究积累,因此出书后受到业界与读者欢迎。国内外较年轻的两位教授北大的董小英、美国长岛大学储荷婷先后在2008年的《情报科学》上撰文对该书的出版发表了中肯的评价与意见。该书主要是论述信息化的世界主要国家的状况与进展,题目比较大,我主要使用了日常阅览的日本几种有关的政策白皮书,2008年才完成。我在学术上一直主张扩大视野, 应从情报扩展到信息,为了实现这一夙愿,下了很大功夫,才完成撰写。给多年从事的业务工作与学界从理论上有个初步小结。由于科图的老友辛希孟教授邀约我到北京国杰老教授研究院编写一本有关检索业务的工具书,我大约花了半年时间,完成了有关任务,此书虽然后来并未出版,但是与他有了较多接触,经过他的推荐与作序,在海洋出版社得以出版此书。因而实现了长久的愿望。

62-79岁 出版家史,我们老两口喜欢自由行的旅游。回想起来,共计四次:即①2002年赴泰国与香港;②05年赴德、法、奥;③06年由儿子小光驱车在我国沿海从北到南漫游到海南岛与云南;④ 08年又漫游了欧州从北到南十多个国家,详细情况我在花溪通讯上均分别及时做了一些报道,

这第三本书从1995年已经编写了初稿,到2009年由于国内强调和谐共赢,形势较好。我联络周家的几个堂弟妹,加上自家的几个亲兄弟姐妹。把旧稿重新拿来进行修改,补充,同时进行联系,终于使大哥善佑、堂弟妹辉佑、晓佑及孚佑答应进行资助,提供资料, 进行修改,并有表弟妹廖宗明、江立言以及彭家、陈家一些亲戚提供帮助。加上我姐美佑与勤佑女殷捷撰写文章。全书内容偏重论述周恒顺机器厂的状况,经过集中努力,终于在2011年初通过海洋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家史《周恒顺百年商道》,这主要还要感谢大家资助,才有可能使出版社答应出版这种发行量较小的出版物。2011年此书出版后,我的心情就比较安定了。

65-81岁 编辑通讯:我从1998年来一直负责组织、不定期编发的一本主要面向渝清校友的《花溪通讯》杂志,它是用三面围绕母校——重庆清华中学的一条长江支流,花滩溪而命名的,目前已经出刊90期,现通过我的网站——http://zhouzhiyou.net中的一个栏目进行电子版编发的,是应我们十一级同学集会的意见,于1998年创刊的,50期前曾经名为《十一级通讯》,发行范围较小,是由我级在各大城市的级友轮流编辑,我偏重进行组织。后来由于有关校友年长,我设法让低班的校友参加进来,并将刊名改为现名,面向全体校友及社会,并且逐渐全部改成电子版。这样一直坚持下来,由于目前主要靠我自己主办,因而现在占用我不少精力与时间。

79-81岁 著译总目:在上述第二本书第444-453页上,把我曾把历年编写出版的论著,约300多篇的总目录进行刊登。最近在网上陆续编发了《我的自传与著译总目提要》,只内部印发少数,提供少数熟悉的人士参考。介绍了1956年迄今发表与未发表的全部论著,共约575件。我已经在20147月把这些有保存的论文资料,共计16册合订本与十本没有ISBN编号的有关图书赠送国家图书馆中文资料室,联同这一本总目录。如果读者关心本人的有关状况并想查阅有关论著。最好能从网上先看看这一本书,按照每条提要的第一个编号。凡标有#的资料文献,可设法通过该资料室王纬宇同志设法联系阅览或复印。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除早期进行的一些矿山机械方面的学习研究外,一辈子主要是做了些信息检索研究、咨询及服务工作,到后期才扩及信息经济研究,本着我的座右铭“坚毅踏实地为社会作出微薄的贡献”,主要是为国内专家、学者多出成果、出人才,作嫁衣裳,主要是一件长期、艰苦的服务工作,我终于坚持下来,积累了一点心得体会,在此愿与大家共勉,并请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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